遇到事故或指控，律师如何赢得信任？

我十岁来到美国，父母后来回台湾，我留了下来。责任不是书本上学到的美德，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我逐渐明白，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有义务把我从处境中解救出来。这种认识，让自立从一种需要，变成了自己的信念。

归属感也不由出生地或姓氏自动赋予，而要靠努力、教育和服务社区慢慢建立。我不只想住在这里，也希望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分子。

那些年并不值得骄傲，但我也不隐瞒。转变的关键，是重新找到方向。教育让我看见，自己的人生可以有不同结局。街头生活给人一种即时的存在感，却最终会毁掉人。

有些年轻人加入帮派，是在寻找归属、保护或认可。一个缺少照看和关爱的十四岁少年，可能用手上有限的办法，作出灾难性的选择。处境与品格之间的区别，影响着我后来的辩护工作。我清楚，自己今天的人生，与曾经离开的那条路，其实未必相隔很远。

我最想去 UCLA，但没有录取。我先在 UC Irvine 读经济学，两年后转入 UCLA，完成商业经济学学位。后来在 Deloitte、KPMG 和 PwC 工作，学着看价值和损失怎样记在账上。但我想做的不只是审计，也想替人争取。我用二十个月完成 Southwestern Law School 的加速课程，2006 年参加律师考试。

会计训练至今仍有用。人身伤害主张涉及医疗费用、收入损失和未来照护。我会检查这些损失怎样计算，文件究竟支持什么。会计教会我精确，法律则让我能够为数字背后的人发声。

我带走的是细致准备、重视文件，以及及时回应的习惯。在 Deloitte、KPMG 和 PwC，为包括财富五百强在内的企业工作，让我了解复杂事务怎样组织、分工。客户的信任要靠工作赢得，不能想当然。

但我也想做一家扎根社区的律所。我在圣盖博谷长大，先住阿罕布拉，后来住核桃市。许多移民家庭要用另一种语言，面对不熟悉的法律制度。2006 年开业时，我希望严谨分析与对个人的关注，能够同时存在。

有人还没弄清伤势，就过早作出陈述；有人拖延就医，或很快拿一笔钱，签下放弃追究的协议。看起来轻微的伤，后来可能才显现。签了协议，也可能一并了结自己尚未充分理解的主张。

拍下车辆、现场和可见伤处，取得警方报告与证人姓名，保留病历、账单及往来记录。同时记下疼痛、误工和日常生活的变化。面对可能长期影响自己的决定，先寻求意见。

信任靠坦诚一点点积累，尤其是在实话并不好听的时候。受伤的人和受到刑事指控的人，都可能害怕、愤怒，怀疑专业人士究竟为谁服务。我会解释延误、不确定性，以及哪些结果我不能保证。

能承诺和不能承诺的事，要说清楚。我可以承诺工作、准备、保持联系和诚实，但不能承诺判决。回电话、熟悉案卷、记得这个人的处境，也都重要。比起案件不顺，客户更难接受被人误导。

2006 年开业时，不少移民家庭面对法律制度仍有顾虑，不确定自己的权利，也担心律师是否理解自己的语言和处境。今天的客户通常先做过功课：研究权利、比较律师，也问过朋友的经历。

他们期待的不只是会说同一种语言，而是实质理解、透明解释和及时沟通。家庭也经营生意、持有房产，面对跨代的复杂问题。始终重要的，是让人感到自己的处境有人理解，而不只是语言翻得通。